
梁啟超更荒唐地說:
「均正年代雖不可考,但既為唐人,與斯論出世時相去必不遠,顧乃目此為『昔日地論師所造』。」但是唐人何其多,有更多唐代高僧、名人皆視《大乘起信論》為正論而成為大乘宗派共同尊奉的論文,也是歷史事實。如此只重一人曾存懷疑之說,而忽略眾多肯定之說,實乃梁啟超等等諸人使用考證方法之偏見。
梁啟超在第二段文字主張:
「此在他經論之有重譯者或然,而起信則決不爾。今兩本具在,吾儕皆讀之爛熟,吾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。因此益可證明所謂新譯者不過將舊譯改頭換面,絕無所謂新齎梵本。何也?以梵本本來無有也。」但是,真諦之後,唐代曾有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的新譯本,因為有實叉難陀的譯本存在,便足以證實真諦譯的舊譯本亦是梵文譯來的真實性,推翻均正的懷疑論。因為在時間上,均正在前,實叉難陀在後,所以均正發言質疑時,尚未有實叉難陀之譯本。當有實叉難陀依梵本譯出新本,均正或其後人便須修正《四論玄義》之謬說,否則無法見容於當代而流通。因此,現存《四論玄義》不復存在日本文獻質疑的言論,極可能是實叉難陀帶來新梵文本與譯出新譯本所導致。 作為主張中國撰述說者,梁啟超主張
「今兩本具在,吾儕皆讀之爛熟,吾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」。但是,同為中國撰述說者的呂澂卻認為:
「現將難陀所譯與真諦舊譯相對照,非但文字上繁簡互異(舊簡新繁),並且先後次序亦復錯綜不同。」1
梁啟超與呂澂同為中國撰述說者,但二人對舊譯、新譯的異同看法卻截然不同。那麼真諦舊譯與實叉難陀新譯二者究竟是
「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」,還是「繁簡互異、先後次序亦復錯綜不同」,似乎標準不同而難有共識,所以文本比對方法並不是十分客觀可靠的方法。梁啟超強調「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」,目的在於合理化其主張:「絕無所謂新齎梵本。何也?
以梵本本來無有也。」呂澂比較新舊譯本認為
「繁簡互異、先後次序亦復錯綜不同」,而主張有其他可能的原因。由此可見,梁啟超主張舊譯、新譯相同,目的在獲得「梵本本來無有」的結論,呂澂主張舊譯、新譯不相同,目的同樣在獲得
「梵本本來無有」的結論,可是梁、呂二人對舊譯、新譯的異同判斷截然不同。這種情況說明文本比對方法,確實並不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