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啟超更荒唐地說：「均正年代雖不可考，但既為唐人，與斯論出世時相去必不遠，顧乃目此為『昔日地論師所造』。」但是唐人何其多，有更多唐代高僧、名人皆視《大乘起信論》為正論而成為大乘宗派共同尊奉的論文，也是歷史事實。如此只重一人曾存懷疑之說，而忽略眾多肯定之說，實乃梁啟超等等諸人使用考證方法之偏見。
梁啟超在第二段文字主張：「此在他經論之有重譯者或然，而起信則決不爾。今兩本具在，吾儕皆讀之爛熟，吾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。因此益可證明所謂新譯者不過將舊譯改頭換面，絕無所謂新齎梵本。何也？以梵本本來無有也。」但是，真諦之後，唐代曾有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的新譯本，因為有實叉難陀的譯本存在，便足以證實真諦譯的舊譯本亦是梵文譯來的真實性，推翻均正的懷疑論。因為在時間上，均正在前，實叉難陀在後，所以均正發言質疑時，尚未有實叉難陀之譯本。當有實叉難陀依梵本譯出新本，均正或其後人便須修正《四論玄義》之謬說，否則無法見容於當代而流通。因此，現存《四論玄義》不復存在日本文獻質疑的言論，極可能是實叉難陀帶來新梵文本與譯出新譯本所導致。 作為主張中國撰述說者，梁啟超主張「今兩本具在，吾儕皆讀之爛熟，吾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」。但是，同為中國撰述說者的呂澂卻認為：「現將難陀所譯與真諦舊譯相對照，非但文字上繁簡互異（舊簡新繁），並且先後次序亦復錯綜不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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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啟超與呂澂同為中國撰述說者，但二人對舊譯、新譯的異同看法卻截然不同。那麼真諦舊譯與實叉難陀新譯二者究竟是「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」，還是「繁簡互異、先後次序亦復錯綜不同」，似乎標準不同而難有共識，所以文本比對方法並不是十分客觀可靠的方法。梁啟超強調「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入之點何在也」，目的在於合理化其主張：「絕無所謂新齎梵本。何也？
以梵本本來無有也。」呂澂比較新舊譯本認為「繁簡互異、先後次序亦復錯綜不同」，而主張有其他可能的原因。由此可見，梁啟超主張舊譯、新譯相同，目的在獲得「梵本本來無有」的結論，呂澂主張舊譯、新譯不相同，目的同樣在獲得「梵本本來無有」的結論，可是梁、呂二人對舊譯、新譯的異同判斷截然不同。這種情況說明文本比對方法，確實並不可靠。
